"我在寫詩之後過了許久，才知道我寫的東西叫做詩。我向來對定義和標籤不感興趣。美學爭論叫我厭煩死了。我不貶低堅持進行這種爭論的人，但是我對文學創作的出生證明和驗屍報告都感到格格不入。沃爾特惠特曼說過：「任何外部的東西都不能對我發號施令。」文學的裝飾品連同它的一切優點，都不能代替樸實無華的創作。
我一年要換好幾個筆記本。這些筆記本都是用我的綠色筆跡拴在一起的。筆記本上寫滿了筆跡，就變成一本本的書，像是從一種變形過渡到另一種變形，從靜止過渡到運動，從幼蟲過渡到螢火蟲。
政治生活如驚雷動地而來，把我從我的寫作狀態中拉開。我再次回到群眾中去。
人民群眾早已成為我的生活課堂。我可以懷著詩人生而有之的怯懦，懷著膽怯的恐懼來到他們中間；但是，一旦投入他們的懷抱，我就覺得自己變樣了。我是絕大多數的一部份，是人類這顆巨樹上的又一片葉子。
離群索居和接近群眾將仍然是當代詩人的主要責任。在孤獨中，智利海岸上波濤的搏擊豐富了我的生活。進攻的海水和受攻擊的岩石，大洋裡的無數生命，「候鳥」的完美編隊，壯麗的大海的浪花，引起我的好奇與熱愛。
但是，從生活的巨潮中，從同時注視我的千百雙眼睛的溫柔視線中，我學會了更多東西。這種信息可能不會傳達到所有的詩人，但是聽到的人就會把它記在心裡，就會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發揮。
使詩人難以忘懷並感動得柔腸寸斷的，乃是體現許多人的願望的事情，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間。"
